《经济半小时》 20241108 进博如“七”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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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的价格逆势此次特别显眼，首先源于其最初市场定位在“务实”“性价比”上，与苹果这类高智性、奢侈品营销模式的产品形成了差异优势；其二也是因为在日用消费品消费普遍降级的背景下，手机价格普涨却依然销量不减，“三折叠屏”等高端机型更是迎来了“百万人排队”“黄牛围堵”的消费场景，着实形成了风景独好的场面。实际上，这种冷中独“热”的反差，恰是手机能逆势涨价的深层原因。

智能手机背后的技术媒介，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本身，是现代人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总体。2010年，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的背景下，一家服务公司CEO在接受BBC采访中说，面对失业或经济萧条而不得不勒紧裤带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消减在奢侈品方面的开支，15年前，为了省钱，手机可能会是第一批要消减的东西之一，“而今天，手机则会是人们最后才会放弃的一样东西，因为它在个体融入经济和社会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越是在个体与家庭经济严峻的时候，越不能与手机的世界失去联系。

也就是说，消费降级及其所指向的经济挑战，反而会客观强化手机的不可或缺性，会强化其在信息获取、社交维系、媒介生活的关键作用。比如，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会有更多的人进入短期择业、零工市场，手机是维系这类工作资讯的唯一纽带；比如，还会有大量再就业人群进入直播、短视频等线上劳动领域，手机更是线上职业的基本“劳动工具”。这样的消费者，恐怕正是国产手机的用户画像。

光明网评论员曾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出，工业时代形成了一些消费品分类传统，比如分为汽车、电器这样的耐用品和食品日化这样的非耐用品，再比如分为便利品、选购品、特殊收藏品等等。智能手机也正在上述分类之中被定义和观察。但在媒介生存的视野下看，一般性的商品消费很难与技术媒介相关的消费相比，因为后者既非传统的需求性消费，也非单一的炫耀性消费，而是在建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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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一统”一词始出《春秋公羊传》，其深层的要求就是安天下之民。“大一统”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生产的兴盛、人口的繁衍、财富的积累、民族的交融、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安定、民族和谐是实现各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人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并将个人修养与家庭伦理扩展为心怀家国天下、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将追求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和谐作为实现个体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国家又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和原则。“富民厚生”强调必须正视民众对利和富的追求，“义利兼顾”表明在社会活动中既重视道义公义，又重视个人利益。也就是说，既保障民众正常财富的获得和保有，同时又要防范私利对社会公义的侵害和破坏。中国人对“富民厚生”的最终追求是共同富裕。《荀子·富国》提出“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国计之极”。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渗透在古代诸多经典之中，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人们的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协调、和谐共生。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既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也是群体与群体相处的原则，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倡导的是互尊互信、友好合作的交往之道。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得到尊重，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斥。在这样的世界，人人生活在和平之中，各国和平共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共谋和平发展。

《礼记·礼运》中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关注普遍的社会保障；“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关注特定人群的基本权利。中华典籍中关注和扶助特定群体的主张很多，如《尚书·盘庚》“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尚书·无逸》“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汉武帝还曾派遣大臣“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这些既有对人格的尊重，也有施以救济的措施，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鲜明体现。

“民为邦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先秦以降历代思想家大多认同“民为邦本”，如《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牧民》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左传·哀公元年》的“视民如伤”、《孟子·梁惠王上》的“省刑罚，薄税敛”、《论语·学而》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都体现了爱民恤民，重视民众生命，体恤民众疾苦的思想。《墨子·兼爱下》的“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强调要给民众提供维持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尚书·皋陶谟》的“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淮南子·诠言训》“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则要求惠民富民，只有做到惠民富民才能真正实现保民安民。

郑任钊：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五千多年思想的传承与经验的积累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全面促进人权发展进步，构建中国人权话语，深度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中国贡献，必然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与资源c7c7.cpo，汲取历史经验，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向学者们提出了“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c7c7.cpo，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的希望。中华古代典籍是古典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与历史智慧，数千年来照亮了中华文明饱经风雨却始终生生不息、愈发壮大的历程，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星空。中华典籍不仅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更要面向当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深入挖掘中华典籍中蕴含的“人权”理念，不仅对构建中国人权话语及全球人权事业有重大意义，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亦有着重大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