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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分析,近年来,“景区禁止游客食用泡面”等规定频繁引发社会讨论,主要是因为游客在一些景区内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高于日常的数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进入的行为在很多时候属于明显不公平,与法律的公平原则相违背。如果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的真实目的是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购买景区内的“高价食品”,则可能构成强迫交易,游客有权进行维权。

“当景区内部同时销售禁止游客携带的相同商品且价格高昂时,便与禁止自带食物的规定形成了鲜明矛盾,导致游客难以信服景区的初衷仅为生态保护。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加剧了公众对景区规定的质疑,游客因此感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进而引发景区与游客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任危机。”刘思敏分析,这是价格合理性与消费者预期之间的差异问题。

“具体而言,如敦煌、九寨沟、张家界等景区,因其不可替代性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源于自然或历史),被视为独特且珍贵的公共资源。”针对此类景区,刘思敏认为不应限制游客携带食物与水源,因为这些是游客基本需求的一部分,且景区作为公共资源,应保障游客的合理需求。然而,对于特定区域如敦煌洞窟内部,由于保护文物的需要,确实需要严格管理游客行为,防止乱丢垃圾等破坏行为。在此情况下,探讨并实施有效的管理与处罚措施。即对于公益性重要景区,应平衡游客需求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要保障游客的基本权益,也要加强对文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

据公开信息,上述稻城亚丁景区售卖的22元热干面,在景区外的超市售价仅8元。有游客在广东珠海长隆度假区某餐厅就餐时,两个人点了一份鸡肉饭套餐、一份河粉、一份鱼丸、两杯饮料花费200多元,两个人都没吃饱但“舍不得再点”。江苏游客黄女士不久前去内蒙古某湿地公园旅游时,发现景区物价贵得离谱——市里3元的冰棒在景区10元一根,一小瓶酸奶也要十几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依据价格法规定,除了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其他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景区售卖的食物饮料价格一般属于经营者自主制定价格的范围。

“从为游客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角度来讲,建议从两个方面对景区现有的商业运营与管理进行优化完善。”齐晓波建议,一是景区在出台相关规定时新普京手机娱乐app,应做到事前与游客充分沟通调研、事中在景区相关宣传中充分告知、事后在遇到问题时及时调整完善;二是景区应做好商业利益与游客需求的充分结合,对景区内的餐饮、住宿以及旅游商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合理定价,既要考虑到特殊消费场景的品牌溢价又要兼顾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原则。

“对于景区商品或服务定价高的问题,若景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公共性,消费者有权要求合理定价并携带必要物品。同时,对于违反公共秩序和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应实施严厉处罚。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刘思敏说,对于经过商业改造的普通景区,其商品价格应遵循市场规律。

朱晓峰认为,景区面向游客开放,一方面应提升餐饮服务质量,确保景区内的美食街和餐饮点提供丰富多样、价格合理的餐饮选择,满足游客的不同口味和需求。对景区内提供食物等服务进行合理定价,确保价格透明、公正,避免过度商业化对游客利益造成损害。合理布局餐饮点,确保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方便地找到餐饮服务点,减少因寻找食物而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实行灵活的管理政策,如允许游客自带泡面进入景区,但明确规定在指定区域如休息区内食用。

“还可以增加巡逻人员新普京手机娱乐app,对游客食用泡面的情况进行监管,及时纠正不当行为,同时引导游客到指定区域用餐。增加垃圾收集点和垃圾桶的数量,提高垃圾清运频率,确保景区内的垃圾得到及时处理等。”朱晓峰说,景区应加强与游客的沟通与交流,通过问卷调查、意见箱等方式,定期收集游客对景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管理措施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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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剧作家白仁耐(Leanna Brodie)和施崇梵(Jovanni Sy)伉俪耗费6年时间创作的这部剧,讲述了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合作,在1983年将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舞台的故事。《推销员在中国》表现了在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的联合创作中,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相互理解和妥协,以及各自的内心省思。

施崇梵:的确花了这么久时间。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它会提前两年问世。编写这部剧是白仁耐的主意。当时我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Richmond)。我那时在那儿管理一家地方剧院。列治文55%的居民是华人。但这家剧院的观众约95%都是白人。我想扩展剧院的视野和剧目,使之成为更受欢迎的空间,也更像它所在的城市。

白仁耐读到了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推销员在北京》,认为它对列治文这座城市来说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认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快。先定居于此的人与新移民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反映出在文化差异颇大的情况下,相互理解时的那种挣扎。当人们是如此不同时,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尝试达到相互理解的新水平。大概2017年,这部剧作开始创作。温哥华的剧作家戏剧中心后来将剧本初稿送到斯特拉特福戏剧节,并获得了支持,于是展开了后续合作。

施崇梵:排演这出戏就像是以一个完美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性格迥异的人们克服彼此间差异的故事。第一次与他人合作时你必须学会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个故事可谓是近乎绝佳的例子,当中有文化鸿沟、语言鸿沟。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才进行了4年。我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还有着很多误解与不信任。现在是一个讲述这两种不同文化故事的好时机,而这两者都是拥有伟大历史的文化。

阿瑟·米勒的剧作中有很多方面对于1983年的北京观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像今天的中国人这么熟悉西方。剧中很多概念,诸如人寿保险、上门推销员,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存在。那部剧有一些非常精彩和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正如米勒和英若诚所说,归根结底,《推销员之死》是关于父子之情的戏剧。他们相信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部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全世界广泛关注。

施崇梵:挑战之一是这部剧的规模和雄心。剧中约需20名演员,其中15人的对白要用普通话。全剧约40%是用普通话表演的。翻译张放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助理导演王方正和来自新加坡的语言顾问兼普通话教练赵娜,也对演员提高普通话表演的精准度起了关键作用。我有着从事双语和双文化环境工作的职业经验,知道需要在各环节做额外的步骤,才能让团队舒适地使用非母语工作。

施崇梵:我同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中国有高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而我们的挑战是尝试描述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时的中国。除非观众上年纪了,否则较难理解这一背景。当时中国刚走出动荡,经济改革刚起步。我不认为这部剧有助于解释今日的中国,但我认为人们也并不像难以理解40年前的中国那样难以理解今天的中国。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施崇梵:剧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英若诚感到自己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不像他那样会说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但我很高兴也能感受到自己属于两种文化。尽管我并非在中国长大,也不太懂中文,但我感到有些方面会点点滴滴渗透到任何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与剧中人物的文化教养是相似的,对于如何行为及如何尊重他人的期望都很敏感。我很幸运,有很多文化顾问提出了他们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