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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未遂的小女孩,差点被送入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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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监狱工作现代化,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如何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锻造一支堪当改革重任的民警队伍,新一届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深度思考,不断探索实践路径。如今,全省监狱系统选人用人公信度、透明度、群众认可度明显提高金沙娱场城app7979,各项指标持续攀升。根据湖北省委组织部门反馈评议结果,2022年度,全省监狱选人用人工作满意率达91.5%,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情况满意率达94.3%,新提拔任用干部认同率达98.9%,三项工作同比2021年增长近6%。2023年,全省监狱选人用人工作满意率为99.2%,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监狱系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围绕选人用人开展密集调查研究后,新一届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决定,将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作为工作切入口和改革重点。2022年5月,该局党委组织开展全省监狱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大调研工作,聚焦解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近距离考察识别优秀干部,高质高效做好干部人才资源调配。
敢不敢扛事、能不能干事、干成多少事,逐渐成为湖北监狱系统选拔干部的重要导向。省监狱管理局党委明确提出持续培育“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好共事”的“五事型”领导干部和“俯首甘为孺子牛、创新勇做拓荒牛、勤恳乐当老黄牛”的“三牛型”民警。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三届“五事型”领导干部和“三牛型”民警评选活动,每年选树50名“五事型”领导干部和100名“三牛型”民警,营造了“学先进、比贡献、争优秀”的良好氛围。
2022年6月,时任汉阳监狱五监区监区长的甘霖被评为首届“五事型”领导干部之一。2023年3月,他被提拔为汉阳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作为汉阳监狱信息化、机关事务和基建工作分管领导,甘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有序推进智能安防项目完成初步验收。同时,将服务基层民警摆在首位,大力推行监内民警点餐制度,进一步提升民警执勤期间的生活质量,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2023年,甘霖荣获“全国监狱先进个人”称号。
在湖北监狱系统今年开展的第三届“五事型”领导干部和“三牛型”民警评选活动中,1985年出生的武汉女子监狱十监区副监区长、三级警长黄彦琦脱颖而出。参加工作以来,她积极发扬“三牛”精神,承担监区改造等工作金沙娱场城app7979,在摸排特殊罪犯、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事件和改造重点罪犯等方面,主动承担棘手任务,帮助同事分担困难。
1989年出生的杨崇宇能够获得提拔,得益于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推行的民警积分制。2021年11月,该局制定《湖北省监狱民警基础积分和职业动态排序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评分指标,实行精准化、差异化考评,将积分排序作为监狱系统选拔任用干部、民警职级晋升、公务员年度考核和各级评先表彰的基础参考依据。
2021年12月以来,省监狱管理局以湖北省委开展的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为契机,充分考虑各单位编制空缺、工作需要等情况,进一步畅通系统内民警交流渠道。该局连续两年实施民警“团圆工程”,综合考虑工作需要和民警工作表现、家庭困难等情况,采用“优先一批、优推一批、优选一批”的方式,在汉外监狱之间按规定程序完成调动,先后让235名基层民警回家团圆,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进一步提升监狱民警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王兆刚是凭借实干实绩受益于“团圆工程”的235名基层民警之一。当过兵的他,主动担任江北监狱二监区民警训练教官,带领其他民警勤练警务技能。省监狱管理局在全省开展罪犯队列会操、行为规范暨歌咏竞赛活动时,王兆刚积极创新练兵方式,分楼层进行小组观摩和培训,随时随地开展训练,他所在的二监区在江北监狱队列比赛中多次获得前三名。在2023年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第二次“团圆工程”优选中,王兆刚脱颖而出,圆了自己的团圆梦,于今年2月正式调入襄南监狱八监区工作。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深入落实省司法厅党委《关于大力发现培养选拔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优秀年轻干部的实施意见》,切实抓好事业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努力培养造就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印发《2024年度全省监狱系统优秀年轻干部“三个一百”工程实施意见》。“三个一百”工程包括“壮苗”“护苗”“育苗”三大行动,分别优选100名正科级干部进行重点跟踪培养,100名副科级干部进行全面培养,100名科级以下干部进行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
让她记忆最深的是警体技能中的800米跑,这是横在不少女民警面前的难题。“大家都没有退缩,体能强的领跑,体能弱的跟跑,整个跑程没有一个人掉队,最后大家都以个人最好成绩通过了考试。”涂诗曼说。最终,她顺利通过“三个一百”考试,进入优选年轻干部队伍。今年8月,1991年出生的涂诗曼被正式任命为汉口监狱六监区(出入监监区)教导员,成为汉口监狱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
为此,涂诗曼组织开展以民警直接授课的“警”言有理小课堂、民警直接组织的“警”心辅导心理团、民警直接宣讲的“警”声嘹亮小广播为主要内容的民警直接教育“三警”主题活动,打造新入监罪犯“‘被’加珍惜”打背包比赛、“设‘规’知圆”行为规范情景剧比赛、“‘行’则将至,一路‘声’花”歌咏比赛三项比赛,让罪犯在学中思,在比中赛金沙娱场城app7979,激发赶帮超的改造激情,促进罪犯行为规范养成。
与涂诗曼一样,时任汉江监狱七监区党支部副书记、副教导员的王磊也是今年从“三个一百”工程中脱颖而出的副科级优选人员。选拔期间,正值江汉平原汛期,王磊顶风冒雨,多次到易产生倒灌的风险点位巡查,与同事们一起装沙袋、扛沙袋、垒沙袋直至凌晨,筑起一道道坚实的防线,将汛情防控的“战场”作为“三个一百”工程的“考场”。最终,1983年出生的王磊以综合成绩第一名入围“三个一百”副科级优选人选。比赛结束一个月后,今年7月,他被提拔为汉江监狱七监区党支部副书记、教导员。
烟雾弹、震爆弹齐发,战术手语、集火射击交替,特警队员虎虎生威。综合体能赛道上,特警队员身手矫健,180公斤重的轮胎在队员手下翻飞。警务技能场地中,民警威严干练,警械攻防动作干净利落,心肺复苏技术掌握熟练。警情处置场景中,民警执法规范,快速有效控制局面,成功处置突发事件。这是今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举办的全省监狱特警警务技能大比武活动的现场实景。通过比武,充分展现了监狱特警作为纪律部队所具有的听从指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优秀品质和体能过硬、战术精湛、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
今年11月12日,由湖北省人社厅、总工会、监狱管理局主办的“湖北工匠杯”监狱民警“第二届”执法管教技能竞赛决赛如期举行。10月以来,全省各监狱结合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在练中战、在战中学、在学中用、在用中提升”,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备战和层层选拔,最终共有8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决赛。本次竞赛是湖北监狱系统首次将监狱民警管教技能纳入“湖北工匠杯”技能竞赛。“通过比赛,我的管教业务工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为履职尽责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冠军代表队的一员,沙洋范家台监狱民警柳杨赛后说道。
这些只是湖北监狱系统锻造过硬监狱铁军的一个个缩影。近年来,省监狱管理局扎实开展罪犯队列会操、行为规范暨歌咏竞赛、跨省跟班学习交流、实战大练兵等活动,通过以学带练、以练带战、以战促提升,全省监狱系统民警政治能力、斗争能力、管教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拒腐能力“六大能力”显著提升,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此外,湖北省监狱系统努力拓宽引才渠道、营造爱才氛围、优化留才环境,最大限度使用核定编制数,通过公务员招录、遴选等途径广纳人才。同时金沙娱场城app7979,综合考虑所学专业、学历层次等因素,科学设置考录计划,适当增加法律、医学、信息化等专业民警的招录计划,各监狱年均招录新警500人左右,省监狱管理局机关年均遴选公务员10余人,监狱系统干部队伍结构持续改善。
“要从湖北监狱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湖北监狱改革发展中激发干事动力,从湖北监狱纪律严明中统一意志行动,强化政治引领,增强能力本领,锻造一支高素质湖北监狱铁军。”今年6月28日,在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机关综合楼二楼会议室内,熊亚平以“重温光辉历史,继承优良传统金沙娱场城app7979,以严明纪律奋力推动湖北监狱工作现代化”为题讲授党课。
从严管党治警,是加强新时代监狱民警队伍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衡量湖北监狱系统“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突出关键点位,丰富监督方式,不断提升监督质效”“以案为鉴,才能警钟长鸣。要用违纪违法的‘极少数’警示干事创业的‘绝大多数’金沙娱场城app7979,确保干部队伍干净纯洁”……今年湖北监狱系统巡察动员部署会、全省监狱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再次释放强烈信号。
近年来,湖北监狱系统在省委巡视办指导下,切实扛牢政治责任,坚持系统谋划,着眼问题查摆,推动整改落实,充分发挥监狱作为警示教育基地的先天优势,组织党员民警“零距离”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引导民警“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2022年以来,累计对31所监狱单位开展6轮次巡察工作,推动整改问题1465个,实现全系统巡察工作全覆盖。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今年聘任首届执法监督员34人,常态化邀请检察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罪犯亲属、执法监督员等列席旁听评审委员会会议,强化外部监督。全省监狱系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施行30周年为契机,持续提升依法治监水平,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监狱法执法检查整改任务;扎实推进狱务公开,狱务透明度指数排名全国第7,连续4年进入前十名。
踔厉奋发向未来,笃行不怠开新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省监狱系统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守牢安全底线,践行改造宗旨,推进改革发展,进一步强基础、提质量、建机制、抓统筹,以高质量队伍建设护航监狱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湖北监狱‘树一流作风、带一流队伍,抓一流管理、创一流业绩’的‘双一流建设’,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熊亚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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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日。根据202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我国,有8.6%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 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后,对家庭暴力零容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创始人李莹从事反家暴工作已有二十余年金沙娱场城app7979,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近几年,李莹切身感受到全社会对于反家暴议题的关注以及国家层面对反家暴工作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一个个家暴受害者的遭遇中发现了问题——制度难以落实落地。 李莹认为,只有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才能让反家暴法“长出牙齿”。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新京报:以你的观察,我国现阶段的家暴案例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李莹:通常意义上,家暴有四种形式,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我最近感受比较深的是金沙娱场城app7979,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孩子情况变多了。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被抢夺、藏匿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疫情后,部分人心理波动较大,夫妻双方的有效沟通不够,长期、偶发的家暴很容易演变为恶性家暴案件。近几年,我接触的一些离婚期间、离婚后发生的恶性家暴案件数量上有所增加金沙娱场城app7979,有些情节极其恶劣,包括砍杀、烧伤甚至灭门案件。 此外,每年我都会遇到一些非典型家暴案例,比如冷暴力,一方对另一方不理不睬、长期忽视;还有在妻子和未成年子女重病时将其遗弃的,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新京报:在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中,如今的反家暴工作有哪些积极变化? 李莹:我国在制度层面对反家暴提高了重视,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最高法也非常重视反家暴工作,每年都会发布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并多次发布反家暴相关指导意见等文件。 反家暴单独立法以后,老百姓的反家暴法律意识也在加强,法律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告诫书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司法实践中,更多的家暴受害者选择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自救。提及家暴问题的离婚案件数量也有所增加,更多当事人、律师积极主动地适用反家暴法。 如今,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反家暴成为热度居高不下的社会议题,反家暴主题的影视作品也被搬上荧幕,总体上形成了良好的反家暴社会氛围。 新京报:你接触的家暴受害者最普遍的需求是什么? 李莹:她们首要的需求是停止家暴,“不要打我”,然后才是离婚、抚养孩子、分割财产等。 新京报:这些受害者“停止家暴”的需求能得到满足吗? 李莹:找到我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社会新闻中,仍有不少受害者因为家暴而死亡、残疾或重伤。我近期代理的一个案件当事人,也是备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当事人——四川成都的家暴受害者小谢,她两年内被家暴16次。其间,施暴者两次收到警方开具的家暴告诫书,但暴力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小谢全身多脏器损伤,住进ICU,施暴者才被刑拘金沙娱场城app7979,暴力才终止。2024年7月,家暴受害者小谢在出租屋内演示前夫用尖刀对她实施家暴的场景。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 如果法律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 新京报:反家暴机制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李莹:在实践中我发现,反家暴议题好像只是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狂欢”,但没有真正触动到基层各部门和人员。有制度,得去用。反家暴法如果不能长出牙齿,那就是摆设。遗憾的是,反家暴法的落地落实非常不足,纸面上的法律并没有落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的工作职责之中。反家暴庇护所无人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也未被激活。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很多派出所的民警知道有反家暴法,但并不了解具体措施。很多地方的派出所遇到家暴案件都当做普通家庭纠纷处理,各打五十大板,有些派出所连一封家暴告诫书都没开出过。特别荒诞的一个事情是,援助工作中,我们会建议家暴受害者把反家暴法打印出来,勾画出其中关于家暴告诫书的内容,带上家暴告诫书的模板,把这些材料交给民警,由受害者一步步“教”民警依法开具家暴告诫书。 经济发达地区落实情况会好一些,但是有些部门的人员在反家暴工作上处理得比较机械、乏力,不考虑效果及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处境。在小谢的案例中,法院下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街道社区妇联上门劝解、提供法律援助,当地民政部门也设有反家暴庇护所,最多可以住10天金沙娱场城app7979,但10天以后怎么办?小谢前期多次报警,要求警方拘留施暴者,但都被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了。警方曾开具家暴告诫书,但这是针对偶发轻微的家暴的措施,对于长期、严重的家暴案件,口头劝诫、书面告诫是没有用的,需要更严厉的处罚措施。因此,虽然每个部门都做了工作,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施暴者对小谢造成的危险。 很多基层法院对家暴问题也非常审慎,离婚案中家暴认定率很低,很多情况下在我看来证据已经很充分了,法院还是认定证据不足。我代理的一起离婚案,受害者认为男方构成家暴,申请损害赔偿,提供了在电梯里被殴打的视频、法院认定构成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在判决书里将男方的行为表述为“失当行为”,由于证据不足,不构成家暴。这对受害者来说,举证难度很大,对施暴人来讲,违法成本很低。 新京报:加强对各部门反家暴工作的考核能否解决上述问题? 李莹:不一定。有的地方把家暴案件发生率作为综合治理考核标准,一旦发生家暴,相关责任人就会扣分。有些走投无路的家暴受害者在网上维权,会被认为影响当地形象,造成各部门人员不去处理施暴者,而是“捂盖子”处理受害者。 司法体系中,家暴发生率的考核指标会驱使审判人员在判决时将本该是刑案的家暴案件定义为民事纠纷,或做罪轻化处理。 要想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需要调整家暴工作的考核标准,不应机械地把家暴发生率作为考核指标,而应综合考虑家暴案件处理是否及时、受害者是否满意以及家暴复发情况等因素。反家暴律师、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 受访者供图 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应多方联动 新京报:政府、社会公益力量、家庭、个人,反家暴最重要的主体应该是谁?目前哪个主体缺位最大? 李莹:个人当然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但是当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施暴者时,个人和家庭是非常无助的,这时更重要的是国家责任,也就是公权力机构及时有效的干预和介入。 2021年12月,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与旺盛的需求相比,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和社会公益力量对反家暴工作投入严重不足。 据我观察,政府购买服务中关于反家暴的项目数量很少,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公益力量当中,专门从事反家暴社会组织数量稀少,资助反家暴项目的基金会更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中,我也几乎没有见到过从事反家暴工作的专业人员。 新京报:结合实际案例谈谈一个健全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是怎样运行的? 李莹:2016年3月,反家暴法施行后,我接触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家暴受害者冬梅(化名),她长期被丈夫家暴,后来带着孩子逃出来,向民警求助,民警把她们送到了民政部门管理的反家暴庇护所。 当地妇联作为牵头部门,联动各个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妇联委托我创立的公益机构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介入,我们为冬梅提供了法律援助、心理支持、社工陪伴等专业服务;联动公安、法院,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仅用37天就通过调解成功离婚;这期间,冬梅一直住在庇护所,按规定,庇护所最多住10天,也是妇联从中协调争取;冬梅离婚后,妇联还帮她找了房子,解决了孩子转学的难题。这是一个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多方联动的成功案例。 新京报:哪些地方的反家暴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比较先进,值得推广借鉴? 李莹:1998年,中国台湾颁布《家庭暴力防治法》,二十余年来社会的反家暴机制运行得比较顺畅,值得借鉴。 台湾设有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家暴防治中心;公安系统和社区都设有专职的家暴防治官,保证了反家暴工作的稳定性以及专业性;“113”反家暴热线社会认知度非常高;台湾也设有强有力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完善的家暴统计、监测系统;庇护所由政府出资,民间机构运营,可供受害者长期居住,庇护所提供就业培训,还会给离开庇护所后陷入贫困的受害者链接社会爱心人士,提供价格便宜的房源。 台湾有2000多万人,人口数量相当于北京市,台湾每年发出6万多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8月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金沙娱场城app7979,7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5万余份。从这组数据来看,我们的反家暴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公益力量不断努力。 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刘筠院士团队建立了草鱼等重要鱼类人工繁殖技术,为解决中国“吃鱼难”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军院士团队继承前辈优良传统,探索出鱼类远缘杂交的主要遗传和繁殖规律,提出“大杂交”和“微杂交”新概念;建立了一步法和多步法育种技术,建立了雌核发育回交、自交、再回交、再自交的育种路线;创建了一批宝贵四倍体、二倍体新品系和一系列性状优良三倍体、二倍体新品种,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平台,为解决中国“吃好鱼、吃放心鱼”问题作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