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中发出的“异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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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国有大行时隔15年左右再次迎来国家注资，此前已有过三轮主要注资：第一次是1998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第二次是2003～2007年，财政部通过中央汇金向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分别注资并实现A/H股两地上市；第三次是2010年，工行、建行、中行、交行通过配股补充资本；农业银行、邮储、交行陆续通过IPO和定增等方式募资。

林英奇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配股通常存在折价，对股价有负面影响；可转债由于存在转股价格的限制(一般不低于1倍市净率，强制赎回条件一般为转股价格的130%)，对于银行股价表现和估值水平有要求，实际资本补充时间有不确定性；定增的方式限制相比前两种方式较小，更为可行。“从历史上看，定增价格一般不低于1倍市净率，‘破净’上市公司融资也存在一定政策限制，后续观察是否有突破这一惯例的可能。”他在最新报告中强调。

有市场权威专家此前对第一财经表示，一直以来，我国银行业外源性补充资本的渠道有待畅通，补资本主要依靠内源性的利润留存，净息差收窄下，资本金不足将明显制约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当前，银行净息差面临较大收窄压力，很多银行有补充资本的意愿。如果能够推动银行资本补充有效落地，有利于保障银行可持续经营，提升未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去年8月，民生银行宣布终止了一项500亿元的可转债发行计划，引起市场关注。该行称是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经过审慎分析与论证作出决定。当时，民生银行投资者热线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终止此次可转债发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此次融资规模较大，当前二级市场可能承受能力有限；二是上述再融资方案推出时间较长，放在当下有些不完善之处。(详见报道：民生银行500亿可转债终止发行背后：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和发行方案合理性)